莫道才:“四六”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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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四六”是骈文的别称。“四六”的名称定名问提已有分析[1],但其形成与接受过程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。追溯你你是什么过程不仅可不都可以 弄清楚“四六”的形成过程,许多可不都可以 了解骈文观念的变迁。你你是什么名称的产生有另5个 逐步形成的过程,从柳宗元合成“骈四俪六”到李商隐提炼为“四六”是另5个 创造性的飞跃。而你你是什么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“四六”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。

   “四”与“六”日后数字。中国古代单纯用数字来指称文体很少。古有所谓“七”体,明人徐师曾解释:“问对凡七,古谓之七。则七者,问对之别名,而《楚辞•七谏》之流也。”[2]138这是从形态学 形态学 来总结,并全部都是从句法角度来命名。刘勰《文心雕龙•章句》篇最早专门讨论文章句法,其中提到了四字句和六字句:

   若夫章句无常,而字有条数,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,或变之以三五,盖应机之权节也。[3]572

   上述文字最早明确了骈文章句的句法规律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。“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”,还揭示了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句意浓缩、节奏分明和声韵快慢结合的特点。这里是就文章的句法来讨论的。虽然并那么 专门针对骈文立论,许多刘勰趋于稳定的齐梁时期正是骈文最为流行的时期。当时文坛上最为推崇的是骈文,生活中应用最多的是骈文。许多,上述文字讨论的章法基本上是指骈文的句法,应该是无异议的。事实上,齐梁时期的骈文,四字句和六字句虽然成为了骈文的句式主体。许多,刘勰标示出四字句和六字句是骈文的句式主体,正揭示了骈文的句法规律。可不都可以 说,刘勰最早从句法数字角度拈出“四”“六”二字。这是骈文学史上骈文观念明晰化的另5个 重要标志。

   到了中唐时期,柳宗元在《乞巧文》中又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:

   眩耀为文,琐碎排偶。抽黄对白,啽哢飞走。骈四俪六,锦心绣口。宫沉羽振,笙簧触手。观者舞悦,夸谈雷吼。[4]214

   这里何必 不讨论柳宗元对骈文的态度。从句法来看,“骈四俪六”前后各两字是并列形态学 ,但却是可不都可以 互相重组的词,也日后“骈”与“俪”、“四”与“六”可不都可以 重新组合为更密切的词。这是最早把“四六”与“骈俪”上放了一并,从而酝酿了日后骈文的另5个 名称“四六”和“骈俪文”,这也是“四六”第一次联系在一并使用。可不都可以 说,柳宗元在《乞巧文》中构思了“四六”名称的雏形。这是“四六”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。

   孙梅在《四六丛话•凡例》中称:“四六之命,何自昉乎?古人有韵谓之文,无韵谓之笔。梁时‘沈诗任笔’,刘氏‘三笔六诗’是也。骈俪肇自魏晋,厥后有齐梁体、宫体、徐庾体,工绮递增,犹未以四六名也。唐重文选学,宋目为词学,而章奏之学,则令狐楚以授义山,别为专门。进考《樊南甲乙》,始以四六名集。而柳州《乞巧文》云:‘骈四俪六,锦心绣口。’又在其前,《辞学指南》云:‘制用四六,以便宣读。’要花费 日后开始制诰,沿及表启也。”[5]10一般公认,四六指骈文是在唐代,具体来说是李商隐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的发明。《樊南甲集序》云:

   樊南生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,以古文出诸公间。后联为郓相国、华太守所怜,居门下时,敕定奏记,始通今体。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,恣展古集,往往咽噱于任、范、徐、庾之间。有请作文,或时得好对切事,声势物景,哀上浮壮,能感动人。十年京师寒且饿,人或目曰:韩文、杜诗、彭阳章檄,樊南穷冻人或知之。仲弟圣仆,特善古文,居会昌中进士为一二,常表以今体规我,而未焉能休。

   大中元年,被奏入岭当表记,所为亦多,冬如南郡,舟中忽复括其所藏,火燹墨汙,半有坠落。因削笔衡山,洗砚湘江,以类相等色,得四百三十三件,作二十卷,唤曰《樊南四六》。四六之名,六博、格五、四数、六甲之取也,未足矜。

   十月十二日夜明月序。[6]1713

   这篇序作于大中元年(847)十月十二日。李商隐在《樊南乙集序》也再次确认你你是什么点。从大中七年所作《樊南乙集序》中“舟中序所为四六,作二十编”云云可知,“四六”之称在当时肯能成为公众熟悉的词语。《樊南甲集》为李商隐遗弃桂林郑亚幕府时结集,收录了他在桂林几乎所有的骈文作品。从中可不都可以 看出,李商隐骈文名声远扬,除例行代郑亚作的公牍文章外,付进 县城许多公共庙宇落成或祭祀亦请李商隐执笔。

   从李商隐这段解释来看,李商隐以“四六”命名骈文还有许多自我调侃的原因分析分析分析。“六博、格五、四数、六甲”不过为博戏,不登大雅之堂,雕虫小技“未足矜”。这透露出其四六骈体应用文章虽已名声远扬,许多李商隐其他同学并未看重。他从前胸怀大志,却最终以你你是什么文字技巧谋生,正如“六博、格五、四数、六甲”一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在“《李义山集》八卷、《樊南甲乙集》四十卷”后有一段分析,其评云:

   《甲乙集》者,皆表章、启牒四六之文。既不得志于时,历佐樊府,自茂元、亚之外,又依卢弘正、柳仲郢,故其所作应用若此之多。商隐本为古文,令狐楚长于章奏,随以授商隐。然以近世四六观之,当时以为工,今未见其工也。[7]483

   近人孙德谦在《六朝丽指》中也指出:

   骈体与四六异。四六之名,当自唐始,李义山《樊南甲集》序云作二十卷,唤曰《樊南四六》。知文以四六为称,乃起于唐,而唐日后则未之有也。且序又申言之曰:“四六之名,六博、格五、四数、六甲之取也。”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,义山亦何必 为之解矣。《文心雕龙•章句篇》虽言“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”,此何必 即谓骈文,不然彼有《丽辞》一篇,专论骈体,何以无此说乎?吾观六朝文中,以四六作对者,往往只用四言,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,至徐庾两家,固多四六语,已开唐人之先。但非如后世骈文,全取排偶,遂成四六格调也。彦和又云:“今之常言,有文有笔,以为无韵者笔也,有韵者文也。”可见文章体制,在六朝时,但有文笔之分,且无骈散之目,而世以四六为骈文,则失之矣。[8]

   他指出四六与骈文还是有许多差异的。“四六”是指全用四六句的骈体,虽然骈文不仅包括全用四六句的骈体,还包括骈散合一的骈文。

   李商隐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两度用到“今体”与“古文”对比。可不都可以 看出,在晚唐李商隐时代通行的是用“今体”指称骈文,肯能从六朝日后开始日后用“今文”“今体”指骈文。但这应该全部都是正式的文体名称,日后通行的俗称,指当今流行文体之意。孙德谦《六朝丽指》云:

   义山《樊南甲集序》云:“始通今体”,其上则云以古文出诸公间,是义山固以今体对古文矣。所谓今体者,义山既自名其集为《樊南四六》,则今体固指四六言也。然梁简文帝《与湘东王论文书》有云:“若以今文为是,则昔贤为非;若昔贤可称,则今体宜弃。”由此观之,六朝时已目骈文为今体矣。

   这说明到了李商隐,“今体”才被“四六”取代。“四六”你你是什么从文章句法概括出的文体名称从此流行文坛,至“骈文”一词老出、流行,仍然并行不悖,直至近代才被“骈文”概念取代。清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六二载:

   容斋洪氏《随笔》又曰:

  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僚佐、以至州郡差掾属,牒语皆用四六,大略如诰词。李商隐《樊南甲乙集》,顾云《编藁》、罗隐《湘南杂稿》皆有之,故韩文公《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》云“撰书辞,具马币”李肇《国史补》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,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。①

   指出在唐代后期,各级官府用“四六”撰述公文成为时尚,从而推进了四六文集的老出。正是在从前的文化背景下,“四六”被亲戚亲戚朋友 普遍认同接受。许多,李商隐“四六”命名骈文成为必然,肯能四六句式肯能成为骈文的经典句式。

   对于四六在晚唐官场的流行以及文人许多而竞相追逐,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五载晚唐孙樵的一篇墓志铭《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(并序)》对此有生动的记叙:

   唐尚书仓部郎中姓康氏,以咸通十三年月日,薨於郑州官舍。其年月日,前左拾遗陈昼寓书孙樵曰:“与子俱受恩康公门,今兆还有期,其孤徵志于子,子其无让。”樵哭之恸,已而挥涕叙平生。公讳某,字某,会稽人。曾祖讳某,赠某官。祖讳某,赠某官。父讳某,赠某官。公幼嗜书,及冠,能属辞。尤攻“四六”文章,援毫立成,清媚新峭,学者无能如。自宣城来长安,三举进士登上第,是岁会昌元年也。其年冬得博学宏词,授秘书省正字。明年,临桂元公以观风支使来辟,换试秘书郎。五年调,再授秘书省校书郎,大中二年复调授京兆府参军。……咸通元年改检校礼部郎中兼侍御史,充转运判官。李公始以廉平知,终以章奏加厚。常称于班行间曰:“康公宜掌帝制。”或与宰相言,必慰荐之。明年诏授海州刺史。廉而不刻,明而不抉。案牍符檄,公一以口授之,群胥辈徒搦管捉纸,字字书出。蓄缩汗栗,何暇为奸犯耶!以故老吏猾胥,畏之如神明。[9]卷七九五,3696

   文中称康氏“幼嗜书,及冠,能属辞。尤攻四六文章,援毫立成,清媚新峭,学者无能如”。肯能“能属辞”“尤攻四六文章”从科场到官场一路青云直上,众人对其文辞之敏捷无不叹服。“案牍符檄,公一以口授之,群胥辈徒搦管捉纸,字字书出。”据墓志文字所记,墓主死于咸通十三年。该文亦当作于咸通十三年,在李商隐《樊南甲集序》作年的大中元年日后23年。孙樵其他同学擅长古文,曾以得韩文公真传自居,但这里在“四六”日后加进去去“文章”,意在强调是“四六”文章非“古文”文章。这说明“四六”已成为了吕常通行之语。

   晚唐“四六”概念老出后迅速流行。据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卷六十记载有以“四六”名集的作品:

   崔致远《四六》一卷。

   李巨川《四六集》二卷韩建华州从事。

   崔致远为新罗人。生活在857年至928年之间,也正是晚唐的后期。其骈文多创作在广明年间。身为异域人士都可不都可以 极少量写作四六文,许多可不都可以 成集,说明四六文流行之广。李巨川也是晚唐后期的人,生活在僖宗、昭宗年间。生年不详,卒于901年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○下有传。《新唐书纠谬》卷十二:“艺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《四六集》二卷,注云‘韩建华州从事’,今案:李巨川已见《叛臣传》,此注重出也”。

   晚唐到五代除了上述两位外,还有许多作家的四六文结集。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载:

   薛逢《四六集》一卷,唐秘书监河东薛逢陶臣撰。

   田霖《四六集》一卷,南唐田霖撰。[10]484-487

   薛逢生卒年不可考。据新旧唐书可知,其于会昌元年登进士第,释褐秘书省校书郎,后为崔铉辟为幕府从事。田霖事迹不详。

   “四六”到了宋代更是成为最流行的词语。作家四六结集更多。宋代作四六结集的,据《宋史》卷二八○记载,有“郑昌士《四六集》一卷”、“象台《四六集》七卷”,这是宋代四六作家的结集情况。以上那先 人除崔致远外,均无甚名气。南宋郑樵在《通志》卷七十记录了唐宋时期《四六集》的存录情况:

   四六

   《樊南四六甲集》二十卷李商隐撰又《樊南四六乙集》二十卷

   崔致远《四六》一卷 唐人

   李巨川《四六》一卷 唐人

   樊景《四六集》五卷 唐人

   郑准《四六》一卷 五代人

   白岩《四六》五卷 后唐人

   关郎中《四六》一卷

   蹇蟠翁《四六》一卷

   邱光庭《四六》一卷

殷文圭《四六》三卷 赵文翼注 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92158.html 文章来源: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》(桂林)2011年3期